数字技术创新为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提供内在驱动力
以数字技术为外壳的通用性知识资产为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创造新的物质基础。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支撑企业业务的底层物质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企业生产同样价值商品所需要的实物资本比重大幅减少，数字技术产品投资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显著增加。以数字技术为外壳的知识资产成为企业开展业务的重要因素，消除了实物资产专用性对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造成的障碍，产业底层构造这种重要变化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物质基础。
数字技术创新引发的平台化变革为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创造空间基础。数字技术创新催生了平台经济体这种位于生态链塔尖位置的企业，引发了生产组织方式的平台化变革，平台搭建多主体、多要素和多产业共同参与的互动空间，整合了“平台提供商”“应用开发者”“用户”等资源，打通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全生命周期价值环节，实现了价值创造从封闭的价值链向开放的价值网络的拓展，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创造了新的空间基础。
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四链融合”，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创造动力基础。新一代数字技术提供的连接、数据、算法和算力、加工制造等能力，能够有效化解服务型制造所面临的用户信息、生产成本、运行数据等问题，构建连接供应商、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以及各种相关资源的数字化商业生态网络，解决商品生产和消费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供需矛盾，驱动制造和服务的无限组合形式，最终推动企业的业务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变革与核心能力提升，进而促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四链融合”，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动力基础。
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数字技术的无边界属性可以拓宽产业融合的横向边界、延长纵向产业链，而借助于产业链的横向延伸和纵向拓展，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绑定，产业链上下游、新旧业态之间，甚至于企业内部都表现出更大程度的融合和协同。数字技术创新还可以推进需求侧的消费及投资变化，打破既有产业边界，拓展人、财、物和知识等产业资源的获取空间，通过“资源内化”方式降低其资源的获取和使用成本，从而提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在全球价值链的价值层级。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所带来的生产方式改变及其效率提升，将成为重塑全球产业链群生态体系的重要驱动力量。
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问题，相关领域技术创新滞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不足是重要原因。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均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动力的产业，两者都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打破融合的壁垒，这种创新涵盖了数字技术应用下的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会激发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的需求，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而现代服务业又依托于5G、工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对新基建的投资，提升现代服务业供给质量，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进而扭转制造业“两头在外”的传统发展模式，解决“卡脖子”问题。
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发展服务型制造的关键之举。服务型制造或制造业服务化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方向之一。美国、德国和日本以服务型制造为代表的新业态都是在数字化浪潮中出现的。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调整期，制造业正向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新型制造方向升级。在此过程中，单纯依赖制造业本身的创新能力已难以完成，必须以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科技与信息服务业为支撑，通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将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嵌入制造过程，推动制造型企业从提供单一产品向提供“制造+服务”“产品+服务”转变，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高效化、高端化和服务化。
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着力点面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我国大多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依托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先导作用尚未有效显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以下瓶颈问题：数字科技创新政策体系亟待健全；适应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需要的数字化人才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当前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万；先进制造业对数字资源的投入相对不足，缺乏共性数字技术研发平台，制造业服务需求尤其是高端服务需求弱化，导致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的质量效率不高且发展规模较小。针对上述问题，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需要在以下方面加快发力：
构建数字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强化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能力基础。基于数字技术的融合型、自生长性等特征，研判数字技术创新需要的条件与政策环境，从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平台、创新绩效等层面构建数字科技创新政策的指标体系和框架，探索数字科技创新政策与其他科技创新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积极推进数产融合领域基础性技术、前沿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创新突破，加快技术攻坚的投入力度，促进新一代数字技术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构建数产融合人才发展体系，夯实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人才供给。搭建市场化引才的数字平台，加强海外人才数据管理，不仅要掌握精准引才的工具，还要掌握全球数字人才的数据主权。高校应聚焦“前沿科学+产业化应用”，建设“政府引导、高校主导、多元参与”的数产融合人才培养基地，培养更多具有跨行业知识认知、能够将不同行业不同参与主体的信息流整合式管理、既懂制造技术又懂现代服务、既懂理论又懂实践操作的数字化人才。
集聚数字资源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提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质量效率。加强对先进制造业企业数字资源方面的投入，借助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和技术改造，激发先进制造业对现代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在数字基础设施和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较好的区域，例如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地区、上海、北京等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带动更多企业愿转、敢转、能转。
建设共性数字技术研发平台，扩大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规模。强化国家层面共性数字技术创新统筹协调，加大对共性数字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共性数字化解决方案制定的支持力度，降低中小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化转型的成本，着重解决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遇到的共性技术问题，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提供信息数据支持、应用支持和标准支持，推动平台研究成果向行业企业公开，实现数字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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